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
作者:   发布时间: 2009-04-19   浏览次数: 286

        在林林总总的大学中,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能非常明确地告诉你:它具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、特色和成绩,但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“精神”。这种大学精神是难以言说的,又是具体可触的。它能将具有不同思想、文化、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个目标下,在大学遭遇艰难曲折时升华为一种顽强的亲和力和奋斗力。在这类学校中,清华可以说是较为突出的一所。海内外凡是清华人足迹所到之处,都建有“清华同学(校友)会”。在同学会中尽管各人的政治、思想、观念有所不同,但仍然可以和睦相处。什么原因?就是有一个共同的“精神”把他们联在一起,这就是“清华精神”。
    大学精神不是人为设定的,也不是哪位校长或大师头脑中的理念产物,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长期相互撞击和融汇的结果。一般来说,一所大学的“精神”同这所大学独特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,是国家意向同社会流行趋势相互冲突与融合的结果。大学精神需要一个较长的办学历史才能养成。它是大学传统中最宝贵的部分,是大学抗打击和求发展的生命力底蕴所在,对于稳定大学的风格和水准,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    “清华精神”,在我看来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:
    一是耻不如人。清华是个“赔款学校”,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,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“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”。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。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,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。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“热肠频洒伤时泪,妙手难施救国方”之叹。“五四”时闻一多贴出的岳飞《满江红》,主题就是雪耻。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,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。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,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;改成大学后,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,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。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,民族矛盾激化,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。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,在解放后,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;“文革”后,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。“明耻”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: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;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;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;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。知耻而后勇,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,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。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。它显得更加博大,也更加充实。
    二是讲究科学。清华改为大学是在“科学与玄学”论战之后。科学优势上扬,清华国学院一建立,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“科学方法”。梅贻琦到任后,办校重自由、更重“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”,强调理性和纪律,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,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。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“所以然”、“比较有科学精神”。解放后,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、科学的传统,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。蒋南翔在大跃进、“文革”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,表现出非凡的勇气,对整个清华的干部、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,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    三是重视实干。早在30年代,朱自清先生就说“清华的精神是实干”。直到现在,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竖立着一块碑,上书“行胜于言”,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:“行成于思”,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“实干”的特点。全国解放后,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,“实干”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,每一重大决定作出,必有细密的操作程序和系统,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,从培养计划、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。从根本上说,“实干”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“思”向“行”转变的趋势。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,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,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,对个人作用不像文理科那样看重,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,重视一班人的团结。这也是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之处。

    在清华学校时期,梁启超先生曾用“自强不息”、“厚德载物”来激励清华学生。后来,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,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。清华90年的多灾多难所激发起来的“自强不息”的精神,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,而其中最动人的我以为是两段:抗日战争中和“文革”十年动乱之后。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,一段是在经济压力之下。而两种压力都曾把华夏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。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。清华校训中的“厚德载物”,要求清华人具有如大地般博大与宽厚的胸怀。这一点,就大多数清华人的行止来说,是无愧于祖先遗训的。(转自2006年第4期《大学时代》 徐葆耕)